最近高铁很“热”，不仅因为9月1日起实现“时速350公里”，还因为加入高铁“争夺战”的河南地级市濮阳与中铁总公司之间引发了公开的矛盾和冲突。争夺形式不断翻新：民意论坛、万人签名、逼市长下课……“铁路不可能修到每个人家门口！”“凭啥可以修到你临清家门口？”（9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的项目之一，京九高铁的走向持续引发关注。各城市当然愿意高铁从自己的家门口经停，以此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地方间的高铁之争就到了“白热化”程度，有些阵势不亚于战场上的“刺刀见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甚至有31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京九高铁过境济宁梁山并设站的建议”。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六安市市长的毕小彬也站出来为自己的城市发声，希望京九高铁在六安设站，从阜阳取道南下经六安进入江西。 　　然而，对高铁需要经停哪些城市，其实并不是仅靠“争”才能实现，里面必然有众多符合科学规律的东西，符合高铁经停的内在逻辑，这也是必须经过综合考虑后才能实施的一个庞大系统工程。众所周知，修高铁花费巨大，如果没有周密而细致的科学论证，无疑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高铁选线，必须慎之又慎。提交的各种方案，肯定需要经过反复比较才能最终被选定。其中，既有回收投资成本、客流量、尊重民意的考虑，更有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考量。 　　高铁的选线与设站，必须符合科学，都需要满足高铁设计的内在逻辑。那种认为高铁经停的城市，一定能得到快速发展的想法未必就成立。从以往的经验看，也并非所有高铁经停的城市，都能够按原来的设想成为受益者，其中原因复杂。这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方在城市自身的“内功”修炼上，还显得比较欠火候。 　　今年元旦过后的首个工作日，时任江苏省泰州市委书记的蓝绍敏，就对泰州当时的“高铁热”进行了一番冷思考。他认为，不要以为通车就来资源，还要看到高铁带来的挑战，对一些小型城市而言，可能是“只见动车过、不见人下来”，有站不下、有客不留、有资源不聚。这番话就是给各地的“高铁热”泼了一些冷水，也算是一副“清醒剂”。开通高铁并非就意味着能使沿线各地都搭上快速发展的便车，“同城化”导致的“同质化”，以至于“撞车”都是“高铁依赖症”带来的。 　　面对持续升温的“高铁热”，还应靠制度创新给其降温。责任和利益总是相伴共生，不能只谈利益，不谈责任。确实存在让高铁经停自己城市的强烈呼声，因此，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如果认为某城市有高铁经停的必要，那么，就可以考虑把该座城市纳入经停范围。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对高铁有强烈诉求的城市，必须担负高铁经停乃至修建带来的风险责任，如负债清偿责任，或因运营后带来的亏损责任等。 　　当然，风险责任制的建立，必须事先从制度的设计上入手，以明确投资方或铁路部门与地方的责权利的主题关系，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行，这看似良性的“高铁之争”。责任面前，风险均摊，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依靠更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而非官方发起的当地“民意”，甚至靠关系让高铁从自己家门口经过，才符合现代管理运营理念。 　　由此，变高铁之争为负债清偿担责，看似解决当前“高铁之争”的一个有效途径。利益面前，人人争先，如果利益中伴有风险，势必有人犹豫甚至退出，而以经济责任担当为主选择高铁经停，看似更跟公平、更合理。（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