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名为《关于赴贵市就医相关事宜的函》的文件在网上引起热议。该文件落款为桂林市纪委宣传部，并盖有疑似该部门的公章。文件里，一位自称为桂林市纪委宣传部干部的人士请广州纪委协助“找一位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权威专家。"当事人回应北青报记者，"内容属实，家里很急，想通过组织找个专家。"桂林纪委宣传部一工作人员表示，"这一情况正在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该教育的一定会教育。"（8月11日 北京青年网） 　　有困难找组织，是流传在社会中的话语。桂林市纪委的曹丽萍亲人有困难，也想通过组织帮助“寻医问药”，并在公函中加盖了公章。这种主动找组织，难免让人产生公器私用的联想。桂林纪委宣传部回应媒体表示“如果发现该教育的一定教育”，也让纪委公章寻医问药能够有一个让事实水落石出的机会。 　　干部职工家中有困难找组织，本身有一定的政策依据。作为单位，适当关怀职工家庭情况也属履职范围，如此能够扫除工作疑虑，调动干部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但有困难找组织该怎样找，组织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等，都需要严格遵守相关规程，而不是“凡事都可以找组织”，组织就可以“毫无顾忌的为其干部职工谋利益”。 　　纪委公章，是负责纪委工作业务所需，是证明纪委执纪、推动工作的证明和保障。为纪委干部家属“寻医问药”显然不是纪委公章的管理范畴，也不是纪委公函涉足的领域。公函加公章，一起卖力为干部亲友“寻医问药”，倘若属实，不能只是“该教育就一定教育”那么简单。 　　在这场舆论的关注中，纪委公章和公函，是曹丽萍借助“职务之便”私自所为，还是经过相关领导授意或默认所为，抑或是曹丽萍私刻公章，都需要给社会一个清楚的回答。不管是私人所为还是领导授意、默认，都反映出桂林纪委在公章管理方面存在的疏漏和混乱，公章管理者难辞其咎。 　　亲人生病着急寻求良医的心情可以理解，并非一定借助公函公章的介入，倘若如此，就是对纪委权力的滥用，广州纪委方面如果接招就也犯了同样错误。试想，普通群众倘若患此病，显然不能调动纪委的公章和公函寻求专家，因此，用纪委公章、公函找专家，曝露出的纪委权力的泛滥。 　　现实当中，有的单位，拿公章使用为儿戏，有的拿公章为犯罪干部求情，有的拿公章为私人贷款做担保，等等，用纪委公章为私人“寻医问药”，只不过是这种公章私用的又一案例罢了。还要反思的是，即便一些干部工作中很优秀，但组织对干部的关爱也要把握住度和形式，不能自恃工作优秀而逾越工作纪律的底线，况且，曹丽萍本来就是纪委干部出身更应懂得其中的利害。 　　公章之所以称之为公章，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章的价值也就在于此。不要让公章价值贬值，就应该遵循公章使用的程序、范围和管理使用权限，曹丽萍使用公章公函为外侄寻医，是否还有其他人员存在纪委公章公函私用的情况，需要由此进一步查清。对擅自使用公章的，应依规定严肃处理，对公章管理混乱的，也应罚当其责。 　　当然，曹丽萍亲友身患重症，可以借助组织帮忙，可以通过工会，或者请求所在单位领导协助寻求广州方面给予帮助。总之，摆脱掉公章公函的公权私用色彩，有困难找组织，才会扫清猜忌暖人心。（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