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莲花山公园，成为当地老年父母为孩子征婚的集散地。尽管最近高温来袭，老年父母仍然一大早赶到公园，一直到晚上才回家。这些父母的儿女们渐渐“奔三”、“奔四”却又无暇社交，焦急的家长们纷纷代儿“上阵”、替女“出征”。深圳家长对于本地户口和房产位置没有特别要求，但女方家长仍然提出“男方要有房”的起码标准。一些家长对于为孩子择偶的生肖、学历、身高也有讲究。有家长也承认，老年父母的参与，把条件都框死了，大大缩小了可选范围。这些家长希望，由政府、团委、妇联等机构发挥职能，组织一些大范围的大龄青年联谊活动。专家则认为，把婚恋作为市场行为来考虑，将经济条件摆在首要位置，很不正常。（《南方都市报》7月17日） 　　家长们提出，希望团委、妇联等单位帮忙张罗大龄青年联谊活动，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类似的联谊活动对于解决深圳青年婚姻问题，其实起不到太大作用。家长们之所以会认为大龄青年联谊活动“有用”，是因为他们（她们）生活在内地一些城市的时候，当地一些年轻男职工或女职工特别集中的单位，如移动、联通、学校、医院、部队等，确实可以通过筹办、联办大龄青年联谊活动，让单位扮演“介绍人”，促成多对姻缘。但这种经验，在深圳不太管用。 　　原因在于，以深圳为代表的南方沿海城市，年轻一代尤其是80后、90后，在婚恋问题上有着更高的价值选择标准，概括起来说就是“三观正不正，兴趣合不合”——如果仅仅兴趣相合，或是“三观”接近，这些城市的年轻人（含大龄青年）更容易打破家庭出身、职业身份、相貌、身材的限制，发展恋情，却很难避免磕磕碰碰，最终难以走向婚姻。因此，即便深圳的有关部门响应老年家长们的吁请，频繁组织大龄青年相亲联谊，相比内地城市，效果上也会大打折扣。 　　在深圳这样的城市，年轻一代面临的婚恋难，如前述，首先是因为青年的价值选择标准更高，第二个重要因素则是，大家实在都太忙了，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遇到“三观”和兴趣都完全相合的对象，或者说遇到了，也相逢恨晚（某一方已经“名花（草）有主”）。此前分别有评选机构就内地城市进行评选排列，深圳既被列为最适合生活的城市，同时又是最难以生活（物价、房价、竞争）的城市，以及与香港同列的压力最大的城市。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在深圳，会有大批所谓的优质青年男女，长期处于并不情愿的单身状态。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座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大规模扩充建成的城市，当地的“土著”人口比例微乎其微。深圳青年男女的父母基本上都来自国内各地，有着共同的心愿，即通过家长的努力，为孩子寻找到满意的另一半。但家长的介入，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起到让孩子择偶困境立竿见影得以解决的作用，相反，还加剧了孩子的压力。 　　更关键的是，老年父母帮助孩子相亲，实际上采用了老一代人认可而非深圳年轻一代认同的择偶标准。这些家长口口声声说着希望让孩子尽快找到另一半，然后结婚生子，却事实上搭建了财产、房产以及相关的学历、身高、相貌等门槛。如果我们采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婚恋市场”的说法，就不难发现，这个市场上，受到老年家长青睐的儿女理想结婚对象，本身是“抢手货”，并不存在择偶困难；而那些被老年家长看不起、但有可能被其儿女接纳的婚恋对象，其实并不会出现在莲花山公园这个小型的“婚恋市场”。老年家长通常高估自家孩子在“婚恋市场”上的吸引力、职场的成长潜力，以至于家长们在莲花山公园耗上许多时日，其实陷入了一种互相看不起、无法寻觅恰当对象的窘境。 　　总的来说，早出晚归到莲花山公园“相亲角”，为孩子寻觅理想对象的老年家长们，他们（她们）的努力很难避免白忙乎。正如本文前面所谈到的那样，深圳等沿海城市存在的青年婚恋难，是因为多重因素阻碍了婚育适龄人群的交往，职场竞争压力、高房价高物价更是使得一些本可步入婚姻殿堂的男女，无奈选择放弃。这种复杂困难的局面，使得完美解决问题的方案变得很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加快面向中青年无房人群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面向老年人群体进行必要的观念教育，在社会传播各个层面加入尊重单身独居生活选择的理念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