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着办理准生证、落户、买车、购房、拆迁、移民等问题，“假结婚”“假离婚”现象增多，甚至已经形成一条“利润丰厚”的产业链。由于婚姻关系和户籍与获取购房资格、购车上牌等关联，婚姻成为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获取灰色收益的“筹码”。“假离婚”现象折射出综合性社会问题，也暴露了大量的制度漏洞（据6月20日《经济参考报》）。　　 　　一位北京地产商算过这样一笔账，同样是300万元房贷，首套住房最低为85折利率，二套住房为基准利率的1.1倍计算，在30年等额本息还清的情况下，前者支付的利息约为226万元，后者约为306万元，两者相差高达80万元。夫妻选择一次“假离婚”所获得的利益，相当于北京平均工资阶层10年“不吃不喝”的收入。“假离婚”不只是规避购房调控政策，在所有与婚姻关系相关联领域比如购车、上牌甚至农村宅基地分配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而相比起办理离婚手续的“零成本”，利用“假离婚”来钻政策空子获取利益，无疑是“无本生意”。　　 　　也正基于此，在一些“限购”城市，不仅离婚现象成了“过山车”，高峰时期，离婚居然也需要排队预约，甚至还有夫妻手拉手去“亲亲热热办离婚”。很显然，“假离婚”，“假结婚”成风，甚至连民政部门工作人员都见怪不怪，除了政策设计本身存在漏洞之外，构建与利益诉求基础之上的“假结婚”或“结离婚”，其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风险和诸多不确定性，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性更不能低估。我们在想方设法弥补某些制度漏洞的同时，更应当清醒认识由此带来的多重危害，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加以解决。　　 　　我们都知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不稳定乃至频频发生“裂变”，必然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处在这种家庭的未成年子女，必然也会在“动荡不安”的家庭氛围中深受其害，并且影响深远。尽管在实施“假结婚”或“假离婚”之前，男女或夫妻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意见会“高度统一”，然一旦愿望实现，马上就会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问题，由于二人均是出于利益目的而相互配合实施的“假结婚”或“假离婚”，其价值观念本身已经出现偏移，在新的利益分割上矛盾冲突就很难避免，再加上婚姻法既不承认所谓的“假离婚”“假结婚”，出于获得非法利益目的所签署的协议更难以摆上台面。由此我们也看到，伴随着“假离婚”而导致的“弄假成真”更是层出不穷。　　 　　根据婚姻法相关规定，成年未婚男女有选择结婚离婚的自主权利，只要不存在婚姻法规定的禁止结婚事项，婚姻登记处就没有理由拒绝公民结婚、离婚，更难以识别对方内心的“真假”，因此，欲依靠婚姻登记部门来终结“假结婚”或“假离婚”是很不现实的。虽然“假离婚”或由“假离婚”造成的弄假成真，首先危害的是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也完全是由个人贪欲造成的苦果，但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不应当对其视为“咎由自取”而任其发展。　　 　　实际上，政策规定无论如何科学完善，相互之间都不可能天衣无缝，有畸形心态造成的贪欲心理存在，总会寻找出某种缝隙且有机可乘。因此，完善政策规定是一方面，如何遏制这种有悖传统家庭伦理观念，视婚姻如儿戏甚至不惜为利益出卖婚姻的价值观错位，才是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倡导婚姻自主，更不拒绝合法的利益索取，但更要珍惜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家庭稳定既关系到社会和谐，更关系到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可以说保障家庭稳定和睦也是“百年大计”，如何强化提高人们的家庭责任意识，夫妻为了家庭和孩子的未来“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才是最为关键之处。（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