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是梅州市梅江区各小学办理入学报名手续的时间，家住梅江区西郊的刘先生很想让儿子就近入学。可是，因户籍问题让刘先生遇到了麻烦­——学校要求家长出具无犯罪证明。民警开证明后“怒怼”道：“小孩读书与其父母有无犯罪有关吗？难道小孩父母有违法犯罪记录，就可以剥小孩读书权利吗？”（6月20日梅州广播电视台）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领域要求群众到派出所开具证明过多过滥问题突出， “我爸是我爸”、“我就是我”之类“奇葩证明”，深受诟病。对此，2016年8月，公安部、国家民政部等12部委专门出台了《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为“奇葩证明”痛下禁令。 　　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6-08/11/c_1119371702.htm 　　但令人不解的是，《意见》自去年9月1日施行以来，在过去的近10个月时间里，媒体不断爆出“奇葩证明”，在金融机构、教育领域、社会保障等都留下其斑斑“劣迹”。这种证明，一边要开，且以不容商量的口吻；一边按《意见》要求，坚决不给开。这让群众再次回到“办证多、办事难”的原点。 　　规定有了，但不开“奇葩证明”，事情还是办不成，念及于此，有的派出所会在开具证明后，“怒对”一番对方，以抱打不平、发泄怒气。由此还产生了另一种新型官方文本：“怒怼体”公函。在短短数月内，这种“怒怼函”，已有多篇。而每一次的“怒怼”都会引发网上网下的强烈共鸣，并将“奇葩证明”事件推向舆论风口浪尖，最终倒逼了问题的解决。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以国字号的“红头文件”封杀“奇葩证明”，本是顺应民意，深得民心之举，却奈何文件每每被架空于执行的最后一公里。而媒体介入，公开曝光，形成了舆论高压后，问题就很快得到解决。 　　《意见》遭遇执行难，难在执行力上，而执行软绵绵，根在不按《意见》办，不用承担责任，不疼不痒的“通报+道歉”，几成处理的“标配”，鲜见具体责任人受到问责，顶多是抽象的“单位”声誉受损。既然“奇葩证明”如此零风险，那就没啥好忌惮的。这样看，办事走老路，继续“折腾”人，就不足为怪了。 　　使一项善政落地有声，必须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来保障。作为一种监督，派出所“怒怼”、舆论助力，都具有约束力，但更多的还是要厘清责任边界，让每一份“奇葩证明”都对应到具体责任单位责任人，并依规依纪严肃问责。 　　“奇葩证明”打而不死，根在问责不彰。没有“罚当其过”的问责，必有“奇葩证明”的作乱。故此，今后如果又见“奇葩证明”，民众要看到的处理结果，是问了谁的责。至于派出所一次次的“怒怼”，则可以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