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时，读琼瑶；二十几岁时，读安妮宝贝；三十岁时，读到了杨绛。于是庆幸，还好，还不算太晚，我总算遇到了。自新文化运动现场而来的那一代作家里，杨绛是最年轻的，在当代作家里，她又是最年老的。现在，她走了整整一年了。这一年中，最初的伪鸡汤文销声匿迹之后，作为出版社及世人记忆的常规动作，杨绛纪念文集和新的传记面世了，目前市面上能见到的《杨绛传》有八个作者的不下十个版本。 　　我们这个时代，还在世的文学大家已经不多了，每失去一位，就意味着一种独特个体精神的消逝，就是时代和国民的巨大损失。我们写下这么多的文字悼念她，是为了回望历史的草木形迹，追溯故人命途多舛的一生，尽可能地疗愈现时代的精神创伤，让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踏实、有力。 　　有些人的一生，生来就是为了给别人以补给、以光亮。初识钱钟书后，为了与他一同出国照应他的起居，放弃了清华的研究生学位，远走英法，相濡以沫，清苦度日。相偎相伴的一生中，替钱钟书打理一切生活事务；他走后，当了十八年未亡人，替钱钟书打扫战场、整理出版书稿，并在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后写出了几乎是自己最好的、最具灵性与智性的作品。深情如此，当得起光芒四射的“传奇”二字。 　　杨绛的个性，是这个时代一种稀缺的精神气质。这位活了105岁的老人，给世人留下250万字的著述，在92岁、甚至96岁时还在写作。回望她一生的角色和身份：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翻译家，教育家，学问家，最后才是钱钟书的妻。她是杨先生，然后才是钱夫人。“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们怀念她，是将她看作一个跨世纪的、文化和精神的标杆，我们怀念的是一个在艺术世界和人世间修炼百年的灵魂，是一个领着平民心态过活的精神贵族。她的有理有度、不屑不争、不卑不亢，成就了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自在自由的精神世界。 　　92岁时，杨绛写下了此生最动人的回忆录。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种居所，比我们的家更适合充当灵魂的归宿。《我们仨》是一个完整世纪中一个知识分子关于家的历史记录、心灵感知和精神摹写。“我”在一个似幻似真、凄惶分离的“万里长梦”里先后失去了女儿和丈夫，等梦醒才明白“我们仨失散了”已成不争的事实。以虚幻的梦境来隐喻现实，梦中诸事、诸情、诸景，有的残缺，有的变形，有的颠倒，有的错乱，分明是“我”对这残酷现实所感所知的模样。“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这平淡一句，抵过万千热泪。 　　在三里河家中的床头梦醒后，“我”清醒地意识到，过往的那个家，已经坍塌了，惟余“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对于60多年来，一家三口辗转多地、艰苦淡泊、相爱相守的这段生活经历，“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国外求学，“孤岛”沦陷，“三反”“反右”“文革”，书斋生活，治学向道，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政治风潮的起落，文化精神的流变，命运遭际的坎坷，点点滴滴、诸般滋味，都以欢喜安然的笔调娓娓道来，直至亲人离散而转为沉痛。贯穿这一切始终的，是“我们仨”于气象万千的世事中持守如一、平淡而有意味的家庭生活。“我们仨”一同欢笑流泪，一同玩耍，一同做学问，“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通过“家”这个温暖而沧桑的纽带，无数读者因此被聚集到历史的洪流里，与“我们仨”同呼吸、共命运。1966年8月，29岁的钱瑗回家看望父母，众目睽睽下在院里墙根角贴了一张大字报与父母“划清界限”，回家后她给母亲量体缝衣，给父亲一颗一颗把糖剥好，又把工资交给二老贴补家用。“我们仨”一同老去之后，钱瑗与父亲各自养病，“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年近六十、缠绵病榻多时的钱瑗，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仍不忘幼时承欢膝下的那些旧昵称、玩笑话和家庭乐事。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我们仨”就此失散了，现在，又重聚了。于艰苦的境地里寻找乐趣，于惨痛的生死前保持超然，于岁月的砥砺中变得温和，所谓“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就是这样炼成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表面上看，杨绛抛却世事与人情，只求学问与文章。淡泊、宁静、不争，是基于时代的一种主动选择，也是岁月历练后的性格使然，曾几何时高调指评时事的意气风发，变成了低调研究学问的洁身自好。然而她不过是穿上了“隐身衣”，“万人如海一身藏”，于卑微中得到了世态人情的真相。对人性的洞察，对世事的明鉴，使得她能以哀婉沉静的笔触写出《干校六记》这样几可为史的文字，作为对一段特殊历史中知识分子遭际的别样记录。她甘愿做一个随性自然的小人物，隐身于这个时代之中。回到家庭，她又实践了一种优雅、简朴的生活方式。 　　杨绛的作品是小众的，她的离开却被大众关注。大约二十天前，我们还在关注范雨素，现在我们已经不怎么谈她了，正如同一年之后，我们很少再谈论杨绛。在这一点上，范雨素和杨绛是相似的，而且她们曾经都那么不希望自己被谈论。 　　时代以有惊无险的节奏、一如既往地前进，今天我们的生活，没有了那些政治运动和外在挤压，更多的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内心时的迷惘和困惑，以及在一个名利场中，面对层出不穷的外来诱惑的多难选择。社会生活极度丰富，文化产品极度繁荣，个人的审美和价值观轻易地被市场、潮流和时尚所塑造。如果没有自成一格的精神生活的引导，现代人迷失于物质的灵魂该何去何从？没有了精神生活的滋养，现代人干瘪的灵魂，在欲望的海洋面前是否只能饮鸩止渴？今天的一切都是功利化的，我们谈杨绛，也不过是想要从她的世界里，找到一种精神困境的突破口，以她的优雅，来抵抗我们的不安，以她的冷静，来化解我们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