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5月8日，一段“车站检票口安检员竟‘如此安检’”的视频在微博热传后引发极大争议。爆料者称，视频拍摄于5月1日下午郑州长途客运中心站6号检票口，视频中男性安检员安检时用手触碰多名女性乘客胸部，男性则直接扫描后放行。郑州交运集团回复称，接到投诉后已查证，此投诉与事实基本相符。涉事保安已被警方治安拘留。 　　女子安检时遭遇“袭胸”猥亵，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即对袭胸者绳之以法，恐怕是被袭者最大诉求。或许正因为如此，5月4日中午，一女子在北京华贸天地购物中心一楼女厕内遭陌生男子袭胸猥亵后，却因监控坏了，难以查证，才要悬赏100万捉拿“咸猪手”。虽然目前北京朝阳警方已介入调查，但“大海捞针”，结果很难料定。 　　相比之下，郑州这位被袭击的女子，要“幸运”得多。投诉当日，“袭胸”保安就被警方治安拘留。这也为同样遭遇“袭胸”的其他多名女性出了一口恶气。 　　对比发生于北京和郑州的两起公共场所“袭胸”事件，共同点在于，事件都是由受害当事人投诉后被曝光。不同点在于，两地的“咸猪手”，一只被抓，一只还逍遥法外。 　　不妨假设，如果郑州被“袭胸”女子，不是把视频发到微博里，车站安检员“袭胸”能不能曝光都要打个问号，更别说这么快就拘留“袭胸”保安。进一步假设，如果没人提供视频，也没有人悬赏（当然，北京那位女子的100万悬赏，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安检处也没有监控或者有监控但是坏了，事情的最终调查结果，又会怎样？ 　　这再次提出老问题：公共场所的监控坏了，该由谁来担责？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的快事发展，使许多事件的真相，有了一个民间曝光的渠道。事实上，它业已成为还原真相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运用。 　　不过，民众的手机，再是雪亮的眼睛，也有其观察的局限。比如，在遭遇“摸胸”突袭时，根本不可有摄像的机会。这就要借助于环境内的其它证据，比如别人碰巧拍摄到的视频，安装于附近的监控的摄像记录，或者其它人证、物证。 　　而由于购物中心、车站等公共场所，人流密集，流动性大，以及举证本身可能存在的风险，让其他顾客、旅客举证，可能性不大。这时，现场的监控摄像，就成了最可靠的证据。只要它们能正常记录数据，就不怕抓不到“袭胸”者。 　　现在，许多公共场所，都安装了监控设备，但大量事实证明，它们的作用发挥，并不尽如人意，许多时候，甚至被“选择性”损坏。如此一来，调查真相，大多会遥遥无期，不了了之。至于监控坏了多少，何时坏的，谁也不用负责。人们鲜见有这方面的追责报道。这是不正常的。 　　要求公共场所的每一次“袭胸”等猥亵行为都被管理方发现，不现实；但要求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设备保持较高的完好率，为维持区域内正常的治安秩序提供数据支持，应不过分。 　　从技术角度看，监控摄像头损坏，在监控室显示的多为黑屏，而且坏了多久，都可以通过数据记录情况反映出来。“出了事”才发现监控坏了，要么是监控室无人值守；要么是值班人员发现并报告了，没有引起领导重视，时间稍长，干脆忘。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漏洞。 　　因此，监控不能正常运行，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态度和责任心问题。调查处理类似问题时，也应技术的归技术，责任的归责任，将二者混为一谈，“监控坏了”，就可能成为失职者逃责的避风港。 　　从北京、郑州两地近日发生的“袭胸”事件调查的一难一易，可见公共场监控设备的配置与管理、人员素质的提升，是何等重要。监控坏了，实质上是人的责任心“病了”。这“病”非治不可，且不难治愈。如果每一起“监控坏了”，都被严肃溯责追究，监控还敢说坏就坏吗？还用得着受害人咬牙跺脚悬赏捉拿“咸猪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