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人大东门”也是“办假证”的代名词。小长假前中国青年网记者来到人大东门，看到到处散落着办证刻章的小卡片。附近居民称，假期是办证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此处之所以办证违法活动猖獗，还因为天桥两侧分属不同的街道治安管理区域。每有执法查处，办假证者便跑到天桥另一边溜掉。两边都说“抓不住”。（4月29日 中国青年网） 　　卖假证的自证件诞生之日起就形影不离，并一度相当猖獗，只不过随着治理手段的不断优化和强度的提升，卖假证似乎有所收敛。但在北京“人大东门”，竟成为“办假证”的代名词，也映照出治理假证之难，这显然与两头都治理两头都不给力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就会有买卖，假冒伪劣商品买卖如此，假冒证件也是如此。卖假证的和治理假证的，两种天然对抗的力量在较量中呈现了各自的存在哲学，但更暴露出执法力量的僵化和滞后。 　　这些卖假证的，在两个街道的边界上轻松的存在，难道是卖假证的有多大的本事？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街道查处卖假证时，卖证者就跑到归属于另一街道管辖的桥对面，待这边“风声过了”再回来。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说，这些卖假证者都能摸清两边检查者过来检查的时间和人数。当卖证者可以灵活逃避时，为什么查证者就不能灵活执法，协调办案，最终反而任假证者上窜下跳？ 　　两个街道查假证的执法力度自不必被怀疑，但终归没有让假证者生意难做，还是暴露出查处的失当。这边查证，卖证者溜到那边，既然卖假证者能够钻两个街道查处力量的空子，就表明两方的执法力量到了该联合起来执法的时候。1+1=2是数学法则，1+1>2是管理法则。两个街道执法力量没有形成执法合力，被卖证者钻了空子，就有可能发生1+1<2的结果，现实的尴尬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儿童玩具里面有一种打地鼠游戏，锤落鼠藏，但地鼠又在其他洞口冒出头来。虽鼠不尽锤不停，但终归地鼠还藏于地下“危害”人间。卖假证与查假证的，似乎正在上演这样真实的“地鼠困境”，而cosplay相关角色的，一个是卖假证的，一个是查假证的，卖假证的轻松玩转查假证的，仅仅是跨越了一座天桥，难道不该让两个街道执法者思考一番吗？ 　　假证并非一路畅通无阻，因为科技升级等因素，假证已经不能在铁路等购票系统得利，而只能苟活于在景区门票上获得些蝇头小利，这就给景区对证件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但倘若从源头防控上缺乏无缝对接，假证的“地鼠困境”就会一直滋生下去，就会给制假证、卖假证提供可乘之机。 　　对假证治理的声势很大，条幅在街道的显著位置随处可见，两个街道的执法力量人员也不可谓不大，但囿于缺乏相互协调，反倒成了执法笨拙的笑柄。街道执法力量如此，两个县区间，或者两个省之间，对某个违法案件查处上，总被曝出协调不到位致违法久治不绝问题。 　　在治理违法或犯罪案件时，有的单位总在强调力量不够、精力不足、财政紧张，在涉及跨区域、跨部门案件时这种困难越显得突出。从天桥治假证之弊中就可管窥和反思执法力量的僵化，需要各个执法力量循着相互合作的出路，以此打破对假证执法的“地鼠困境”。（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