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工作的阳槟灿告诉澎湃新闻，2016年他实名向武汉市食药监管部门举报湖北2家公司在网上销售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同时还申请了举报奖励，但武汉市食药监局在回复中要求其到指定地点“申请奖励”。随后，阳槟灿向湖北省食药监局申请行政复议。日前，湖北省食药监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武汉市食药监局要求举报人到现场提出申请，确有不当，应予纠正。（3月22日澎湃新闻） 　　举报涉嫌犯罪，其结果大都是被举报人被送进了大牢，这无疑会让被举报者“恨之入骨”，在这种情况下，打击报复只愁找不准目标。而要求举报人“现场领奖”，很容易导致举报人身份暴露，给被举报人提供“靶子”。事实上，这样的事被媒体曝光的已经不少。正因如此，举报奖励部门“现场领奖”的要求，才会引发舆论关注。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遭打击报复的比例，虽无确切的统计，但从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使得一些举报者不敢领奖。‘ 　　对此，2013年1月，国家食药监局、财政部联合颁行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14条、15条规定，实名举报人可本人或委托他人凭奖励通知及有效身份证明领取奖金。举报人无法现场领奖且无委托人的，应及时说明情况并提供银行账号，由举报奖励部门将奖金汇至指定账户。 　　相较于以往的做法，这一灵活的领奖方式，因其安全系数的提高和更为便捷和，更受举报人的欢迎。但是，从各地执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办法》中关于“举报人无法现场领奖”的表述仍显多余，这里既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现场领奖，也没有明确规定不能现场领奖。这就容易产生歧义，导致执行上的各行其是。 　　除了武汉，此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食药监部门此前的奖励办法中，也有类似现场领奖的规定。修订后的《北京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仍有“举报人无法现场领奖”的表述。而就在2016年5月份，同样是因为拒绝转账坚持要举报人到现场领奖，北京食药监局在行政复议中被国家食药监总局认定违法。这是不是因《办法》中多余的表述导致的多余要求？ 　　武汉的“现场领奖”被纠正了，其他地方如果出现类似问题呢？而即便都能得到纠正，也会在让举报人多费周折的同时，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也会增加泄露举报人信息的风险。就阳槟灿举报事件看，因为申请行政复议，其身份信息也由此而为更多人所知，其遭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而更重要的是，这会无形中加大举报人的心理压力，进而挫伤更多人参与监督的主动性、积极性。有鉴于此，建议国家修订《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时，删除第15条中“举报人无法现场领奖”的表述，而不要等到下级执法机关出现偏差时，上级才出面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