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对不合理用药的处方医生进行公示和约谈。卫生计生部门将对医疗机构药物合理使用情况进行考核排名，考核结果与院长评聘、绩效工资核定等挂钩。（2月10日《华商报》） 　　这样做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国务院医改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历史原因，药品行业“多小散乱差”的局面尚没有根本改变，药品质量参差不齐、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药物滥用等问题仍比较突出。改革举措的实施，无疑有助于促进合理用药、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事实上，滥用抗生素、维生素、激素，动不动就挂吊瓶的现象长期存在，有人戏谑地称之为“三素一汤”。“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也被颠覆；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屡见不鲜。医保基金也因此严重流失。这些年之所以医患关系紧张，伤医事件频发，或许也能从中找到原因。 　　此时进一步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回应了民意期待。不过，我还是认为，要想对现状有大的改观，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有些改革措施，如果不进行细化，恐怕仍难落地。比如《意见》中提出的“对不合理用药的处方医生进行公示和约谈”，在有些医疗机关，可能就会落空。 　　应当看到，医疗服务行业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买方，病人远不如卖方拥有足够的医学知识，治疗决策权只能医生一方。如果医生恪守医德，对症下药，事情好办；但是，在以药养医问题一时不能破解的情况下，医生以过度用药为特征的“不合理用药”，就仍将存在下去。而且，医院也会变相鼓励医生这样做，以便从中获得利益。当医院和医生成为利益“共同体”，“不合理用药”，几乎会成为一种必然。 　　当然，公示和约谈，针对某一个已被发现的不合理用药的处方医生，或许是有效的。但很难对未被发现的有类似行为的医生产生警示震慑作用。这就如同你约谈了一个问题官员，但很难让所有问题官员就此收手。 　　让所有处方医生都合理用药，一个大的前提是，医生足够自律和监督足够给力，二者缺一不可。目前看，除了医术欠佳的因素之外，多数“不合理用药”均会“有利可图”。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医生的医德是好的。但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总会出现少数或极少数医德欠缺者，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几乎会本能地选择“不合理”，靠自觉恐怕是靠不住的。 　　这时，谁来对处方医生的用药情况，实施有效监督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从现实情况看，监督力量与庞大的医生队伍相比，可能是杯水车薪。现在，多数公立医院的就诊量都很大，知名医院更是门诊挂号一号难求，加之医生多点执业的进一步普及，加剧职业岗位的分散性、流动性，靠专业监督机构来督促医生合理用药，根本监督不过来。而受限于医学知识的不足，病人监督，几乎没有可能。 　　在此背景下，强化主管部门之外的第三方监督，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是，通过保险机构的优先选择来实现。只有工作效率高、成本低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才能拿到患者的医保金。这样一来，“不合理用药”自然就没有市场。同时还设立医生同行评议机构(PROs)监督医疗服务的提供方，一旦发现医疗机构有诱导患者需求或者提供过度医疗服务，医保机构有权不向医疗服务的供方提供病人的医疗费用。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政府不妨以此为契机，同时设立和完善相关机构，进一步细化监督措施，使监督主体实现多元互动，这样，一味趋利的“不合理用药”，才会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