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部门预测，今年春运铁路交通发送旅客人次较往年又有提高。一方面是出行人数增多，一方面是火车票预售期缩短、出行时间集中，“一票难求”的现象继续出现。与往年不同的是，围绕着一张难买的车票，不少互联网平台推出了加价抢票服务，但很快引发了“本质是‘黄牛’”的质疑（据1月5日《法制日报》）。　　 　　任何资源出现紧张，市场价格又受宏观政策限制而不能“物以稀为贵”的环境下，都无法避免“黄牛”的炒作和倒买倒卖，赶走现实中的“黄牛”，更会滋生网络上更多的“黄牛软件”，无论对互联网平台推出了加价抢票软件如何粉饰，本质上还是“黄牛软件”，只不过是由人工的鞍马劳顿，转化为科技型的“全自动”，由一个黄牛的随意加价变成一家平台的统一加价而已。虽不见购票大厅的人头攒动，却只见购票平台上无序的你争我夺，给即将回家的亿万乘客展现的依然是“一票难求”。　　 　　尽管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但能够熟练下载安装使用抢票软件的依然不是很多，这就意味着，在多数人抢不到票的同时，能够顺利抢到票的乘客，大多也是通过加价使用抢票软甲获得，这也就是说，相比起过去到车站购票遇到的黄牛和流入到黄牛手中的加价票款，现在无论是黄牛倒出的票数和金额都要多出太多，这不仅更加扰乱了正常的购票秩序，也更普遍加大了人们的还乡交通成本。如果铁路部门在投入巨大的经济与科技成本，非但没有让人们购票变得更加便捷顺畅，反而给非法抢票软件市场创造了巨大商机，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铁路部门网络售票系统的彻底失败。　　 　　其实，自从互联网诞生之后，在软件领域的“进攻与防守”历来就处于高度胶着状态，网站黑客的攻击与防御，电商的刷单与反刷单，以及火车售票平台的抢票软件竞争等等，都会让本该正常。健康、公平的网络变成各种利益争夺的逐鹿场，平心而论，铁路部门投入巨资搭建的网络售票系统，出发点也是为了让乘客有一个更好的购票体验，能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购买到自己需要时间段的车票，这在平日正常出行中也确实表现不俗。而一旦遇到节假日的集中出行或是较热门的线路与车次，如果不加价利用抢票软件帮忙，再“老老实实”的手动购票便很难如愿。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加价抢票软件，本质上就是一种“黄牛软件”，实施就是对车票的倒买倒卖行为。如果法律不能允许车站现实“黄牛”的存在，对于横行网络的这些“黄牛软件”，依法也应当进行清扫。　　 　　但是，无论现实“黄牛”还是网络上的“黄牛软件”，从完全市场法则的角度来看，也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合法的价格杠杆不能对相对紧张的商品资源进行有效调控，带有中间商性质的黄牛出现就无法避免。而具体到火车票这一问题上，更应当思考官方售票平台所存在的缺陷问题，凭借铁路官方技术和资源优势，要让售票平台足以应对抢票软件的“攻击”，实现公平有序的手动购票，在技术上应当不难达到，但这样的投入除了消除黄牛和普惠乘客之外，对于铁路部门几乎没有收益。这恐怕也是官方售票系统疲于更新升级的主要因素，鉴于官方售票系统抵御抢票软件的水平太低，票价本身又缺少合法的浮动调控，一味强调对黄牛或抢票软件进行制度惩罚，既是在扬汤止沸，也有悖现代市场法则，毕竟在铁路票价“半市场化”导致的资源不足面前，作为“中间商”的黄牛，通过劳动和智慧付出获取利益，并没有逾越法律红线。　　 　　对于抢票软件本质上是否属于“黄牛”，即便定性为“黄牛”是否就一定需要惩治，如果仅局限于这一层次进行质疑，显然还非常肤浅。在笔者看来，“投机倒把罪”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从刑法中被取消，但按照“投机倒把”逻辑或带着计划经济眼光审视市场经济的并加以“罪名化”的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尤其是在涉及社会底层民众个体利益方面，官方可以对炒房囤房倒房等暴利资本行为不做任何法律追究，却不能容忍迫于生计的倒票黄牛，在对现实医院“号贩子”车站“票贩子”等“黄牛”进行穷准猛打的同时，一旦同样行为“做大做强”发展到网络平台，反而就会相安无事，这种看不见“大黄蜂”只能看见“小黄牛”市场整治理念如果不能及时转变，不只是对底层民众权利的一种歧视，更削弱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因此，我们应该思考的既不是抢票软件，更不是在火车站门前寒风中疲惫晃悠的“黄牛”，更应当思考如何设计和完善相关制度和系统，在驱赶现实小黄牛的同时，更不要让“大黄蜂”式巨型黄牛逍遥于市场法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