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大理大学500余名在校生接到“为州庆备演”的通知。一份该校发放的文艺表演工作方案称，根据大理州州庆活动筹备组办公室的相关精神，需要抽借学生参加文艺表演的排练和演出。有学生质疑排练时间长达数十天且中间有数天需停课。校方回应称表演活动是“上面安排”，参演学生非停课而是“调课”，有“特殊情况”的同学会准假。（10月16日《新京报》） 　　云南大理大学的500余名学生停课为州庆备演一事经媒体曝光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尽管此举并非学校正常教学安排，也违背学生主观意愿，可是大家“保留意见”之后还得遵照执行，因为州庆活动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活动，是“根据大理州州庆活动筹备组办公室的相关精神”“抽借学生参加文艺表演的排练和演出。” 　　从法理上说，大理州州庆办的这一做法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明确界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九项权利中，第一项权力即为“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第二项为“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第八项为“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毫无疑问，组织学生停课为州庆备演不属于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州庆办让500余名学生停课备演是一种“权力任性”，大理大学是不是可以挺起腰杆对州庆办说“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套用之前时髦的一句经典台词“奴婢不敢啊！”因为大理大学毕竟是地方高校，其办学资金要靠州财政支持，州领导在大理大学人事安排等诸方面上都握有话语权，说白了，地方高校就是地方党委政府的一块自留地，高校俨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俗话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作为大理大学的领导不会不知道州庆办无权对学校工作指手画脚，更无权凭一纸通知就让500余名学生停课备演，但学校如不执行州庆办的指示，其结果必然是“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大理大学如此，其他地方高校又何尝不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教育法》第四十八条不是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前提下，应当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吗？笔者认为，大理州的州庆表演活动本身并非公益活动，报道中说，参演学生每天补助50元，尽管大理大学回应称表演活动是“上面安排”，参演学生非停课而是“调课”，有“特殊情况”的同学会准假等等，可事实上从备演安排上可以看出：“10月15日至11月13日，周一至周五晚间3小时，双休日为上午、下午和晚间全天；11月14日至22日，每天上午、下午各3小时。”前一阶段近一个月占用的是学生晚上和双休日的学习与休息时间，而后一阶段9天则以每天6小时的时间投入紧张的节目排练，校方忍心害理把硬生生的“停课”说成“调课”显然是为州庆办的“权力任性”背书。稍微懂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调课一般牵涉到的只有几节课，而大理大学500余名来自5个不同学院的学生旷日持久参加州庆备演，显然不是正常“调课”，有谁见过这么长时段的调课吗？再说如果是调课，那学生参演每天还补助50元算什么回事？作为一名从教近30年的教育工作者，笔者从未见过涉及500余名学生的如此大场面的“调课”，再说如果真是“调课”的话，学生拿到的劳务费是不是要退给州庆办？因为正常“调课”只要事先告知学生，无需给学生什么补助。 　　那么谁给了州庆办任性的权力？答案很明确，州庆办虽说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并非政府常设机关，但是谁都清楚，州庆办背后站着州党委政府，州庆办代表州最高领导调配全州的各种资源为州庆活动服务，作为州党委政府治下的所有机关、学校、企业，都会无条件服从上级安排，体现的正是一种“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和“大局意识”。殊不知让500余名学生停课备演，粗暴干涉了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是一种典型的行政乱作为。这种权力“任性”早有先例，2011年11月24日《凤凰网 》报道：23日下午两点，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为迎接省领导及媒体的到来，两百多名小学生被暂停上课，身着校服站在县政府大院内的道路两旁夹道等待前来开会的领导。 　　要解决地方政府粗暴干涉学校内部事务这一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只有教育去行政化才能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按教育规律办学，排除外部和内部因素对教育的干扰和制约，建立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可是在官本位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当下，教育要真正去行政化，谈何容易？ 　　教育一天不去行政化，类似大理大学500余名学生停课备演的闹剧还会在各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