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上午，备受关注的某明星离婚案官司与名誉权纠纷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引发大批媒体和群众围观。　　 　　就在“吃瓜群众”苦苦张望等待结果之时，19日新华社发文批明星拿家丑来炒作，文章称，作为影视明星，把家事当公事，拿炒作家丑来扩大社会影响，实在令人不齿。　　 　　“家丑不可外扬这是国人千百年来信奉的儒家教条思想，这句从小耳濡目染的话也是传统中国人的一个生活准则。诸如该反省就反省的“吾日三省吾身”。该忍让就忍让的所谓“忍为尚”。该宽恕就宽恕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该隐瞒就隐瞒的如“子为父隐，父为子隐”。　　 　　但当下家庭矛盾呈现复杂多样性，不见得一个忍字或者依据道歉就能解决。况且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圣人也主张“以直报怨”？那我们将处理不了的“家丑”掰开诉诸于法律又有何不可呢？倘若时至今日，依旧拿这句话当道德棒喝，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毕竟每个人有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式，而对于个人行为是否得当，应该由法律做出裁决，而不是在法律结果尚未可知的情况下，媒体先入为主作恶意揣测。　　 　　对于王宝强来说，“自曝家丑”式的维权，或许更符合法治精神。他首先是一个自由公民，其次才是明星。正如新华社文中指出的，一个明星的婚变和一个普通人的婚变并没有什么区别，是利益让它产生了区别。但是纵观王宝强离婚案整个事件中，他得到了什么利益？除了那部尚未上映的电影有潜在的收益外，无疑他是最大的受害者，最起码在大多数网友的眼中是这样的。　　 　　所以说，明星的婚变与普通人的婚变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他的名人效应，他是聚光灯下的人物，一旦婚变被娱乐记者抢先爆料，那他就只能被动的被舆论的浪潮裹挟，失去话语主动权，他就只能陷于舆论中心无法自拔。这种所谓“自曝家丑”，源于他深谙“先发制人”的道理，别人爆料不如自己说，他不过做了一个聪明人该做的事情。　　 　　俗话说，理越变越明。在当下这个法治社会，“家丑外扬”或许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其一、通过借助法律或者家庭外部力量来解决家丑所蕴涵的矛盾、冲突或问题，而事实也反映出来，王宝强的个案所包含的复杂问题，戳中了民众对于爱情、婚姻的情绪点，因为法律审判的结果很可能影响他们的婚姻观，法律观，价值观。其二、家丑中的受害人可以通过自以为理想的方式向他人倾诉，从而宣泄在婚变中所受到抑制的情绪，寻求心理上的安慰或精神上的支持。　　 　　谁能说王宝强没有进行过一番痛苦的心里挣扎呢？如果宝强认为这“家丑”根本无法内部消化，迟早要诉诸于法律，倒不如省了既尴尬又无效的沟通过程。　　 　　而事实上，“家丑不可外扬”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法治层面上，还是源于家庭或宗族的父权制，这些人往往是家庭内部的“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者”。而他们的处理措施完全是依据死板的条条框框抑或个人好恶，根本谈不上任何公平。如果家长本人就是家丑的始作俑者或出丑人，事情就永远得不到公正的处理。　　 　　所以，跳出家丑的概念和束缚，或许法律能够给出一个更公正合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