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社区盖章，所有资料都准备齐全了，为啥要为低保捐款才给盖章，这不科学也不合理呀。”昨日，一网名为“咚咚咚”的昆明市民通过微信留言向媒体反映，自己因注册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在去大观商业社区盖章时遇到了为低保捐款的情况。该网友表示，感觉是不捐款就盖不了这个章，很郁闷。（8月31日人民网） 　　一般来说，注册公司到社区盖章，无非是请社区协助把关，譬如申请人是否属辖区居民，经营项目会否扰民等。核实无误即盖章，有问题则整改，就这么简单。而把是否盖章与慈善捐款“绑定”，且设置至少300元的前置条件，则有些不伦不类：不仅于法无据，更让人疑惑其是否变相“逼捐”？ 　　笔者当然不怀疑当地社区的初衷，倘若有一笔足够的慈善资金，不仅有助于辖区困难户的日常帮扶，还可为他们购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岂非一劳永逸。然而，就慈善的本义而言，乃是人们扶弱济困的爱心涌动。因而，它不是摊派，不是强捐，更不是群众办事必须留下的“买路钱”。如慈善事业老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则只能称之为“变味”了。 　　诚然，爱心需要传递，也讲求奉献，但前提终须是志愿。譬如，社区位处商业地带，大可发动商户参与慈善活动，无论是与困难户“结对子”、开展节假日慰问，还是定向帮扶，都有不小的空间。此外，若考虑为困难户购“社保”，不妨在整个辖区遍设捐款箱，集公众之力来“聚沙成塔”。如此，方为慈善正道。 　　其实，社区又何尝不明白如此浅显的道理。或许可以说，他们之所以将捐款设定为群众办事盖章的前置条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懒政”。道理很简单，要达到为困难户购“社保”的目标，筹款也好，募捐也好，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才能“如愿”。而利用群众上门办事的机会，将之与盖章“绑定”，岂不“得来全不费工夫”？ 　　而类似的思维模式并非该社区独有。就在前些日，在山东临沂郯城李庄镇李庄二村，一位为孩子申请贫困大学生助学金的村民前来盖章，村委会也是设定了前置条件。只不过他们绑定的不是“捐款”，而是“拆迁”。显然，一个是“不捐款不盖章”，一个是“不拆迁不盖章”，虽绑定的“对象”不同，但在把公章用到极致这一点上，可说是殊途同归。 　　他们的“底气”，无非源自盖章所体现的权力：不盖章，大观商业社区这位市民无法注册公司，李庄那位大学生也办不了助学金。按说，社区能否在注册公司的申请上盖章，只须看其是否合乎规范。同理，村委会该不该在村上大学生的申请上盖章，也仅仅看其是否符合贫困生条件。至于捐款与拆迁，那是另一回事，似与此次盖章并不相干。然在这里，公章的作用却被异化成了“交换”的工具，而不再象征着责任与担当。 　　公章作用被异化的背后，则是对群众利益的漠视，让群众办事难的状况不仅依然，还有了“升级版”。曾几何时，诸如“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等“奇葩”证明让群众疲于奔命，好在国家三令五申，好不容易才逐步“减负”。而今，似群众盖章被“绑定”若干先决条件的怪事又出，若不令行禁止，任其蔓延开来，势必让先前的“减负”努力功亏一篑。 　　何况，社区（村委会）作为居民（村民）的自治组织，也是各级政府联系基层群众的“桥梁”。在群众眼中，他们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当地政府的形象。若以公章“设卡”来刁难群众这类现象不止，不但让群众利益受损，同样也会让当地政府形象“减分”。因而，如何让窗口部门的公章“回归本位”，而不再被任意“绑定”为“工具”，似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