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徐玉玉“被骗死”案神速告破，无疑是值得点赞的，无论对死者家属还是出离愤怒的广大群众，都可以说是一个安慰，这个新闻事件大概也要“翻篇”了。是的，死者不能复生，再怎么愤怒，徐玉玉都不会回来了，但是，我们应该追问的是，悲剧是否还会重演，是否还会有下一个“徐玉玉”？ 　　还会的，我以为。如果“不死人不重视”的“惯例”不破，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徐玉玉”。虽然作为个案的徐玉玉事件可以“告一段落”，但是，这种由于全社会的“民愤”所“倒逼”的神速破案，恰恰暴露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以至人们麻木到“见怪不怪”的种种问题：无人能“幸免”的信息泄露，无处不在的电信诈骗，无人拦截的“骗子专号”，无所作为的运营商和监管不力的“有关部门”，以及“法不责众”的执法部门。 　　此次大学生“被骗死”事件，更是多了种种无耻的“站台”与卸责，比如，有人指责大学生“智商不够用”，有人呼吁加强大学生“逆商教育”，按这么说，错在大学生“太傻太天真”，“不作死不会死”？有专家替运营商抱不平，觉得即便170、171“骗子号段”关闭，全部实名制，也不可能杜绝电信诈骗，按这么说，既然“天下无贼”做不到，又何妨让贼“横行天下”？既然虚假医疗广告“防不胜防”，又何妨让百度“推波助澜”甚至再死几个魏则西？甚至有专家说，按照警方属地管理的原则，山东临沂警方想要破案的话，“去广东、广西，话费的成本早就超过被骗的9000多元了。”按这么说，警察执法还得考虑是否“划算”？ 　　众人对信息泄露、电信诈骗的愤怒，普遍把矛头指向通信运营商、收集信息的公共机构、负责监督的主管部门，但其实，与控诉骗子“没良心”一样，对“通信运营商”、“有关部门”的愤怒也是徒劳的。就拿徐玉玉事件而言，高校说没打过电话给徐玉玉母亲，便撇清了关系；教育部提醒大学新生别受骗，便尽了责任；工信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虚拟运营商的监督管理力度，便算是表了态；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等实体电信运营商没有一个站出来说我有责，看来，“骗子专用号段”都是“虚拟运营商”单干的……就连警方方面，虽然神速破案，但除了抓捕骗子，暂时看不出有顺藤摸瓜，追查泄露信息者并绳之以法的决心；更没有看到此案骗子所在的“电信诈骗之乡”以及全国各地警方的呼应和表态，看来，大家都只是把此案当做“个案”而已，并没想过以此为契机加大打击当地电信诈骗的力度。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已然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据统计，每年民众因为电信诈骗损失金额高达100亿元。受骗者广泛，不仅农村的老人，城市知识分子和精英，甚至汤唯等明星，都有遭遇电信诈骗的经历。 　　《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实施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已入刑。但从实际看，法不责众似乎仍是常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实际中的判例并不多。一般的盗取信息、侵犯隐私行为——比如被作为商业信息、当做客户联络等，都只会按照民事案件处理。有新闻披露，电信诈骗的破案率不超过3%。 　　既然电信诈骗早已成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人人喊打的“全民公敌”，既然侵犯公民信息罪的法律早已制定，既然相关部门的责任早已明晰，作为执法部门，警方岂能因为“法不责众”而“柔性”执法？对违法行为，岂能因“普遍存在”而“普遍容忍”，只有等到“死人”并形成巨大舆论压力了才“个别不容忍”？这样以牺牲公民生命换来的“倒逼”进步，看似立竿见影，实则作用不大。如果徐玉玉的死只是换来个案的告破，而不是对同类案件的从严追究，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徐玉玉。事实上，就连徐玉玉也不是“受骗死”第一人，今年5月，就发生过“甘肃乡村教师范银贵被电信诈骗23万元后上吊自杀”事件，也曾引起轰动，但并没有因此而令电信诈骗的气焰受到多大打击，更没有阻止徐玉玉成为第二个“范银贵”。而这几天，除了徐玉玉之外，山东临沭县的大学生宋振宁同样因为被诈骗导致猝死。此外，湖北十堰的准大学生李倩倩4万元学费，也在这几天被骗光。 　　要让依法治国落到实处，执法部门就要不留余地，不计得失，无需“倒逼”，始终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