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佳县一名农妇在一场暴雨后无影无踪，家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寻人信息。200公里开外的山西永和县黄河岸边的村民看到信息后，称在黄河打捞到了她的尸体，索要10万元。因拿不出钱来，死者家属目前仍未领回尸体（据8月20日《北京青年报》）。 　　从死者家属通过照片辨认的情况看，被山西永和县黄河岸边村民打捞上来的女尸，确属佳县被山洪冲走遇难的这名农妇，通过两地基层领导参与沟通和协商，打捞上尸体的永和县村民，最终“让价”到6万元，但死者家属方一是认为对方打捞了尸体，确实付出了劳动和辛苦，应当给予一定的“感谢费”，但6万元确实过高。二是死者家庭生活贫困，死者丈夫双目失明依靠政府困难补助生活，还有一位未成年的孩子，根本也付不起这笔费用。尽管永和一方有副县长的批示和乡镇干部的参与协调，最终还没有达成一致，尸体依然没有领回安葬。 　　唯一支撑家庭的农妇被山洪冲走遇难，本身就给这个残破的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如今因为尸体被冲到远在200公里以外的异省他乡，还要为要回尸体付出10万元的“感谢费”，这在任何人看来，显然都是乘人之危的同时，又有些过分冷漠。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中，一向崇尚扶危济困，在别人有难的时候帮一把，为需要帮助的人搭一把手。特别是遭遇灾害的时候，从来都是互相帮衬共渡难关。而且作为边远地区的村民，骨子里本身就渗透着秦晋文化最朴实友好的传统基因，在发现洪水中有遇难者的尸体时，打捞上岸送给逝者家属妥善安葬，既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也是对不幸家庭的一种安慰，体现的更是乡民最朴实的一种情怀，而逝者家属在感动之余，也注定会对他人给予的这种帮助由衷表达自己的谢意。本应体现社会淳朴感情的互助友善却成了赤裸裸的交易甚至“挟尸要价”，而且还发生在被誉为中华母亲河与文明发源地的黄河边上，曾结下“秦晋之好”千古美谈的这片土地上，这比事件的本身更让人扼腕和痛惜。 　　不仅如此，从山西永和当地乡镇干部的介绍中，我们还注意到，永和县地处吕梁山脉南端，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东岸，临汾市西北边缘，而永和南庄乡与陕西延川县隔黄河相望，每到上游发生山洪暴雨等自然灾害，这些乡的部分村民就开始聚在黄河边，专门打捞从上游冲下来的财物并据为己有，遇难者尸体被打捞上来的时候，即成为他们向遇难者家属索要巨额财物的“资本”。虽然当地基层干部也认为“挟尸要价10万元”行为不妥，但因为缺少相关法规的明确，虽然有副县长要求乡政府和公安局协助死者家属协商处理此事的批示，但他们也不能对要价的村民采取什么措施。 　　实际上当地基层干部这种解释如果不是出于袒护本地村民，就是出于对法规的无知，对于类似“挟尸要价”如何处理，2001年最高法《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就表明永和当地村民事实上已经构成对逝者家属的侵权，并且已经涉嫌违反上述规定，鉴于死者家属通过法律诉讼需要一定时间，当地警方完全可以本着敬重逝者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原则，采取果断措施将尸体移交给家属安葬，涉及费用问题由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既不能让尸体被无限期藏匿，更不能纵容这种有损社会公德的行为的继续下去。 　　其实，快速处理这件事并不是无法可依，更不是不能妥善解决，而更需要思考的恰恰不是“挟尸要价”的本身，而是为什么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和被普遍共同认可的优秀价值观，却在短短市场经济的几十年里出现了颠覆性改变，本应互帮互助的友善行为却成了赤裸裸的交易甚至发展到“挟尸要价”，本应是感恩的受助于人，却反过来有遭遇讹诈的风险，“碰瓷”也成了有车一族普遍担心的现象，这种普遍的道德堕落才是我们应当正视和亟待挽救的焦点。而有必要指出的事，这次“挟尸要价”之所以让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除了道德堕落因素之外，更不排除有跨越两省的“各自为民”因素，而其中更有官方同样存在的行政道德走偏。 　　现代社会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但如果将人与人之间纯真的道德情感和传统社会的互助友善都一概“浸泡”在市场中，并打上赤裸裸的价格标签，甚至可以漫天要价，那将对社会的公共道德和人性原有的善良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而基于道德层面的很多行为，全指望法规制度来修正和规范，既不靠谱也很难实现。陕西版的这起“挟尸要价”与之前发生在湖北荆州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已经由单纯的“挟尸要价”演变成“挟尸敲诈”，无论是手段、方式还是索要的费用，都完全可称得上荆州“挟尸要价”的升级版，其中已经没有任何体现人性善良的道德元素，让千古美谈的秦晋文化完全被利益熏染，这才是让人最为揪心的。依靠行政手段和现有法规“解救”农妇尸体不难，但如何解救已被利益思维浸透的人性道德，显然更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