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鸡腿，一些杂粮，两本儿童读物。这是5月31日，“80后”妈妈刘燕（化名）在南京超市里偷的。原因是，她想给患肾病的女儿送一份儿童节礼物（6月4日《新京报》）。 　　相较于以往六·一儿童节公众聚焦于留守儿童对父母期盼的眼睛，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则更令公众唏嘘、扼腕。起因则是一位身处厄境的妈妈为患肾病的女儿送上一份六·一儿童节的礼物：一只女儿渴盼已久的鸡腿、一些利于疾病的杂粮和两本儿童读物，而这些不足百元的礼物，让爱女心切的妈妈做出了触及了道德和法律边界的行为——偷。 　　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偷”历来是为人所不齿的，可是，刘燕（化名）的“偷窃”行为却引发了舆论一边倒的声音，除了极少一部分拿着道德大棒和所谓的职业法律人士的异见之外，大多都是从刘燕所处的境况加以分析之后给出的理解和同情，当然理解和同情并不能代表法律和道德的纵容与默许，特别是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对“偷窃”之事更是零容忍的，正因为零容忍，所以中间出现了舆论的反转，有媒体爆出刘燕是一位惯偷，经过再次反转之后，刘燕并非惯偷。 　　其实，刘燕是否是惯偷，在两个女儿身患重病的既见事实面前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面对厄境不放弃生命、用柔弱的肩膀负重前行的一位伟大母亲。当看到别人给孩子买鸡腿时，作为两个重病在身的孩子的母亲，心中的凄凉和悲痛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明知偷窃不对的刘燕拿起，放下，离开，再回来拿起，放下，离开，纠结和矛盾让一位母亲挣扎在生病女儿和社会道德与法律的边界中间，然而，在面对现实的无助和无奈时，母爱战胜了道德和法律，几番纠结之后，拿起了那只犹如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幻想中的喷香的烤鹅一样的鸡腿，希望给生病的女儿一个快乐、幸福的六一儿童节。 　　尽管，剧情后来因为执法民警的柔情侠骨而改写，刘燕因为一次无助地“偷窃”而触动了这个社会爱的心弦，获得了女儿后续生命的巨额医疗费。我们在为公众的理解、包容点赞的同时，不得不为刘燕遭遇的厄境而思考。 　　在道德和法律面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逾越底线，对于“刘燕”式的偷窃行为，更不能纵容，这是每一个个体所知道的，但是，所有的道德和法律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合理完善的制度层面和社会秩序之上的。但是，在公平公正、合理完善的制度和社会秩序缺席的情况下，当底层的弱势群体连基本的生命都不能保障的前提下，任何的法律道德无疑都是扯淡。在此并没有鼓励贫穷就去偷的意思，而是面对“刘燕”式的偷窃，作为有关的社会治理者应该引起重视，在当前语境下，“刘燕”式的家庭并非个例，据卫生部网站今年5月份消息，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有1256万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42.4%。据此分析，近两年应该还有所增加。 　　国家在大重病方面出台了相关救助方案，可是，在具体到基层的落实方面还是阙如甚至走样。低保挪用、医保套取、扶贫资金截流等乱象丛生。就拿低保来说，成为基层干部笼络人心的“钱包”、扶贫资金成为搞“关系户”的“公积金”，真正到实际需农民众手里的很有限。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基层手里。回到“偷鸡腿妈妈”事件来说，医保、低保的跨区域限制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基层权利的不作为。 　　比如“刘燕”当地民政部门，虽然给予了刘燕家庭每月900元的救助，但是，在重大疾病方面，这样的救助无疑是杯水车薪。在当地政府明知“刘燕”困境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给申请大重病救助？这就是典型的不作为，而这恰恰就是就是基层治理的缺陷所在。 　　目前，因病返贫、大重病的以农村为高发区。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这一现状，首先要扭转基层的干部作风问题，净化基层干部队伍，唯此，才能使国家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其次，摸底排查基层因病返贫、大重病家庭，完善档案管理，基相关层部门跟踪，由相关的上级部门及群众组织监督，同时，对于一些大重病家庭，政府在救助跟不上时，可委托一些社会公益爱心组织介入救助；另外，就是破解低保、医保等跨区域领取报销难题。如此，才能改变“偷鸡腿”妈妈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偷”悲情现实，才能在法制和道德的框架内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