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挂横幅、摆灵堂、大闹医院到恐吓、辱骂、伤医杀医……近期“医闹”事件频发，引发舆论慨叹。据《新华社》记者在山东、湖南、江西等地采访发现，目前，大型公立医院已经成为医患纠纷高发区。一位临床主治医生无奈地说：“以前是患者‘看病难’，现在是医生‘难看病’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打。” 　　长期以来，公众舆论都在为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多轮医改之后，“看病难”尚未完全消除，频繁发生的“医闹”和伤医事件，又让医生为自己上班时的人身安全担忧，产生出“难看病”心理，这种矛盾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只是对整个医疗行业带来严重危机，对国民的卫生健康更“是祸不是福”。 　　按说，既然“医闹”已经入刑，在给医护人员增加一层保护的同时，也会对“医闹”或伤医等不法行为产生较强的震慑作用，但实践结果却与预期大相径庭，非但医闹行为不见减少，伤医甚至“杀医”事件反有上升趋势，医护人员更觉得人身安全缺乏保障。然从心理角度深入分析一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当医患之间彼此失去信任，患者在就诊或治疗过程中，对医护人员始终心存戒虑，潜意识里就已经把医护人员当成“骗子”，一旦发现或自认为医护人员存在某种问题，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上当”心理，进而焦躁甚至失控。而医院或医护人员对此往往选择忍让或息事宁人的态度予以迁就，然越是如此，越让患者或其家属感觉医院或医护人员“理亏”，进而导致矛盾升级。 　　尤其是一些患者家属在这种“灰色心态”支配下，一旦花费大量医疗费用，自己亲人的病患没有被医院治好甚至出现“人财两空”时，丝毫不会再考虑病情的客观因素，会一股脑的把所有不满和愤怒都发泄在医生和医院身上。而此时，“医闹”行为人也不会再考虑入刑多深，或是需要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因此，“医闹入刑”看似能够有效遏制侵害医护人员和医院的不法行为，但因为医患之间已经埋下了彼此不信任的伏笔，“医闹入刑”非但显得苍白和难以执行，反而让患者一方感到“不公平”进而采取更极端的违法行为。 　　其实，无论是已成顽疾的“看病难”，还是频频发生的“医闹”、伤医甚至杀医行为，其根源无不是由医患之间缺乏基本互信引发。尽管很多“医闹”行为责任在患者一方，但整个医疗卫生行业过度的市场化，才是导致患者对所有医院甚至所有医护人员失去信任的“原始根源”。自古以来，最稳固、最有信任感的莫过于医患之间的关系，坊间更有“医者父母心”的千古美言。尽管千百年的封建社会，我国从未有过给百姓看病的“公立医院”，医生也都是看病收钱，甚至也不乏有庸医骗钱的行为，然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医患关系紧张。尽管在传统模式下，群众看病需要“求医问药”，更深知“黄金有价药无价”，“医生”并没有自持医术高明而胡乱“宰客”，一般情况下的收费，全凭患者和其家属意愿进行“打赏”，由此也构成了医患之间的相互信赖。 　　然自从民营资本大举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尤其是民营医院蓬勃发展，作为弥补公立医院不足、在给群众看病就诊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过于市场化的经营所带来的医德下滑，也使得整个医疗行业“乱象重重”，而不少公立医院也经不住利益诱惑，也跻身于市场经济大潮中，也正是由于某些民营医院和一些公立医院的部分科室，在利益驱使之下对患者小病大治、大病乱治、重复检查、过度医疗等“不以治病为目的”的肆意欺骗敛财，才使得患者对几乎所有医院失去信任，少数无良医院甚至无德医生的欺诈行为，不仅导致整体医疗形象和公信严重受损，让患者对所有医院心存戒备、信任缺失，更让众多公立医院和恪守医德的正直医生，为医疗行业少数人的无良行为“既背黑锅又埋单”。 　　显然，基于一些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缺失和某些民营医院经营理念的过于商业化，无论采取任何改革和规范，都无法消除这一根本弊端，而有这一根本弊端存在，医患之间就不可能建立起人信任关系，信任关系不在本身就是矛盾且很容易激化，在强调建立第三方调节机制或医闹入刑等外在措施，无非都是在“断箭疗伤”。笔者认为，只有让公立医院走“公益”、民营医院走市场，彻底理顺二者关系，让患者真切感受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民营医院“赚钱合理”，才能够重构医患互信，基于互信不但很少发生矛盾，有矛盾也不容易激化，更不会轻易酿成“医闹”甚至伤医事件。 　　另外，对于医院、医疗机构的商业广告，相关部门更应当加以严格限制，无论任何形式的医疗广告，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自吹自擂”，极容易给患者造成误导，而且医疗机构做广告也有悖传统医德伦理，所耗费的大量广告费用注定也是“分摊”在患者身上，其本身就在消解患者对医院的信任。所谓“看病难”并不是难在找不到医院，而是难在找不到可以让自己信任放心的医院，人们热衷选择去大医院“治小病”，问题也就在于对大医院“放心一些”，各地根据自身医疗卫生状况，由政府相关部门搭建权威的医疗机构平台，将本地所有医院一一收录，实事求是给患者做好就诊指南，只要患者对医疗行业产生信任，消除“医闹”和保障医护人员安全不是问题，分级治疗则更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