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郭村镇有企业曝出镇政府通知捐款的红头文件。在这份强调以指令性捐款为主的文件中，列出了以镇领导为负责人的捐款计划表，其中涉及政府机关、派出所、村委会、镇企业在内的50余家单位，捐款计划在1000元到2万元不等，总额27.8万元。位于该镇的企业称生存艰难，不愿捐款但又不敢不捐。 　　（2月2日《南方都市报》） 　　作为扶危济困的公益性事业，慈善的生命力就在于“自愿”二字。“自愿”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更是一种彰显无私奉献、不图回报的道德境界。我国法律也明文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尽管该镇民政办一再为此辩解，一切自愿，事后也不可能处理未捐款或捐款不足的企业，更不会找茬找麻烦。 但稍具社会常识的人们都知道，“红头文件”是公权力的象征，面对详细列举出“捐款计划”和明确标注有“责任人”语境下的募捐任务，究竟有多少出自捐赠者本能的“自愿”成分？“不会找茬找麻烦”的允诺又有几分可信度？ 　　矫正红头文件“逼捐”的行政乱象，需要提升各级政府敬畏法治和依法用权意识。健全对行政强制募捐行为的问责机制。对罔顾民众权益、目无法纪尊严，强制摊派慈善捐款的权力任性之举，必须严肃处理。这既是彰扬社会法治的需要，也是回归慈善本源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