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陆川县56岁的杨金美将儿子和前儿媳告上了法庭，向他们索要“带孙费”。老人称儿子媳妇一回家就玩手机，孩子一吵闹就嫌烦，虽然他们没有在经济上啃老，但在履行抚养子女的责任方面存在实际的“家务啃老”行为。而儿媳则认为，老人带孙是约定俗成的事，如果自己支付了“带孙费”，就是把亲情利益化了，那以后亲人之间的帮助是否都需要和金钱挂钩？（10月18日成都商报） 　　近年来，所谓的“带孙费”、“帮带费”频见各大报端，这些看似前卫、另类的新型词汇，正以有悖传统的视觉效应撩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舆论普遍认为，“带孙费”明码标价，不仅让公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也与“亲情至上”的传统认知格格不入。父母索要“带孙费”，无疑是一种将亲情世俗化、利益化、货币化的短视行为，小则影响家庭和睦让亲情变质，大到威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话虽如此，但也不尽然。在传统观念中，老人帮忙带孙的现象非常普遍，这项约定俗成的“带孙潜规则”既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更暗含中国式的“隔代教育情结”。尽管不少老人自嘲为“免费保姆”，这虽有几分戏谑的成分，但实际上却夹杂着几多心酸与无奈。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在过去看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一些现象和看法，都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已经不能再用旧观念、旧标准去简单地衡量与判断。一方面，从法理角度来说，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但父母却并不对等地应尽“免费带孙”的法定责任。对老人来说，帮带孙子，不仅意味着放弃自己原有的工作与生活，更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被变相剥夺了自由，牺牲了自我。换位思考，父母带大子女已属不易，年纪大了，理应安享晚年，尽享天伦，如果帮助子女照看孙子，失去了直接的收入来源不说，还会挤占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耗损大量的体力与精力。如此说来，子女支付“带孙费”，适当给予老人一定的物质补偿也未尝不可，合情合理也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放诸“劳动报酬论”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带孙费”实际上是亲情伦理中构建出的一种契约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帮带孙子也是一种劳动，作为孙子的监护人，照顾孙子是子女的责任，而非父母的义务。换言之，至少在“带孙”这件事情上，父母与子女之间构建的关系，本质上无异于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合同关系、契约关系。只要被雇佣者付出了劳动、提供了服务，那么处于雇主地位的子女，理应无偿地支付劳动报酬。所以，“有偿带孙”既是对父母劳动的尊重，也是一种知恩图报的表现。 　　其实，对于带孙“有偿论”“无偿说”的争论，莫过于一种道德伦理与权益之争的现实碰撞与冲击，莫过于传统与法理的一场博弈。据当事的老人坦言，自己状告子女索要“带孙费”，只为教会子女一份应尽的责任与担当。从这个角度来看，老人索要“带孙费”，更多地索要的只是一种权利，是对子女责任意识的一种呼唤与呐喊，也是一种自我维权，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体现，在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道德价值与现实意义。 　　所以说，“有偿带孙”只不过是道德伦理中构建出的一种契约关系，对于“带孙费”，舆论不宜一竿子打死，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众不妨摒弃成见与偏执，宽容看待“有偿带孙”这一正当价值取向，万不可戴上“有色眼镜”不问缘由地下意识质疑与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