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三审稿新增规定：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8月24日《新京报》）　　 　　虽然这项立法还处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也在现行法律中属于完全新增的刑律，但无论从当前的司法实践或立法依据来看，都是合情合法的。特别是强调了适用对象为被判处死刑缓期的贪污、受贿罪，更让这项新增规定几乎没有与现行法律相悖之处。因为，只有犯贪污、受贿罪被判死缓，才更多地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如果按照贪污、受贿几百万被判十几年有期徒刑来推算，那些案值上亿的巨贪，死几次都不够的。　　 　　正是因为拟新增的“终身监禁”针对被判死缓的巨贪，使得这项立法十分符合国情。毋容讳言，我国刑法中的“死缓”，在执行过程中，大多情况下是能“缓”成无期徒刑的，而无期徒刑也不是应该与之对应的终身监禁，而是减为有期徒刑的一个台阶。那么，对那些按犯罪情节应该处以死刑的巨贪，就可能因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而保住性命，但按照上述“惯例”，这不仅是保住了性命，而且仍有机会重见天日。这就不是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涉及到的杀与不杀，而是一个有可能翻身的机会。　　 　　然而，如果将现行法律中的“死缓”，一律在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那么，就必然会让这项立法有所顾忌。因为，在除了贪污、受贿罪被判死缓的外，其他被判死缓的刑事案件，不完全是出于对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的考虑。特别是在故意杀人罪上，被判死缓的罪犯，“死”是遵循了“杀人偿命”的传统法理，“缓”是由于犯罪情节中存在着情有可原的因素。因此，对这种案例处以死缓，实则是给罪犯留了生路和重新做人机会的。在对这种“酌情”没有更细化的刑律加以完善时，将无期徒刑和终身监禁划等号就有失法律公正性。　　 　　笔者为何要强调这个“无关”主题的情节？就是想说明，立法对被判处死缓的巨贪在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在情理和法理上都是毫无不当之处的。看上去，对巨贪将无期徒刑真正落实为终身监禁，简直就是他们的灭顶之灾，但是，这种“天壤之别”，也是因为死缓成为贪官的“免死牌”后，还成了他们走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然后减刑、假释的起点。而实行了终身监禁，才真正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将在体现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的同时，重塑“死缓”的法律威慑力，必将对那些肆无忌惮的官场腐败，起到与死刑不相上下的儆效作用。　　 　　说起来，终身监禁也是在慎用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趋势下，作为法律不折损原有威慑力的唯一替补。那么，终身监禁从罪行相当下必死无疑的巨贪开始，是再好不过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只有在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下免死的巨贪，最符合不杀但又永无机会重见天日的终身监禁。个人以为，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终身监禁规定，立法部门应该没有什么犹豫的理由。值得担心的倒是，一旦终身监禁正式立法后，死缓这个量刑尺度，会不会像现在的死刑一样难以下手？（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