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9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第一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就环保问题作报告时自我调侃道：“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时隔两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研环保工作时发现，人、财、物皆归地方政府管辖的基层环保部门“尴尬”尤甚。（8月4日 中国经济周刊） 　　不得不说，当涉及环境问题的舆情一旦爆发，环保部门随即成为众矢之的，之后的追责、平民愤都会理所当然地拿环保官员“开刀”，让环保局来“兜底”，甚至有人调侃“当上环保局长意味着官员职业生涯的终结”。事实上，“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出台，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多的“查处”职责，但问题来了，“责权不统一”的现状让下级环保部门面对上级环保部门的考核变成了“全面负责”，只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诸多的环境治理问题依靠环保部门“一家”显然独木难支。 　　无独有偶，被环保舆情推上“断头台”的环保官员不可谓不少。比如，“湖南炎陵两企业排污致周边收费员戴防毒面具上班”事件启动问责程序后，当地不仅已依法对两企业停产整治，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问责，炎陵县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郭生平也被免去职务；东部沿海某省一位环保局长说，只要市(县)主要领导“不点头”，像“三高”企业这样的污染源，环保局管不了、治不了、关不了。因为这些企业能缴纳高额税收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环保这样的“次要”工作要为增税这样的“政绩”让路。 　　显然，对于环保官员来说，一边是管死了，老板们被绳之以法“进去了”，工厂关门歇业，大批职工失业，地方经济受到影响，官员“帽子”不保；一边是环保部门的“救火”晚了，追责如影随形，失职渎职的“问罪”利剑时刻围绕着环保官员，让人心惊胆战。更可笑的是，一些环保部门竟然承担着“招商引资”指标，让本来就已经人员不足、财力不够、执法力量不强的环保部门情何以堪？ 　　还有，环保局长帮助污染企业“巧渡难关”，不能只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简单地归因于“地方保护”、“政绩追求”。环保部门依靠财政返还的“自收自支”经费大部分都来自排污罚款，这样的“养人”模式在地方保护主义的支配下，环保部门也毫无底气，陷入“拿人家的手短”的恶性循环，执法想“硬”也硬不起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包庇违法企业。当“东窗事发”，环保官员则成了“丢卒保车”的“替罪羊”，这背后更透视着当地政府“跑偏”的政绩观和环保部门软弱无力的执法“尴尬”。 　　事实上，根据国务院之前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确保相关大气治理措施便于考核、落实，将对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结果实行问责制，空气质量直接和官员乌纱帽挂钩，完不成规定任务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这意味着，如果上述城市空气质量持续较差，未来地方政府官员很可能被有关部门问责和惩罚，主管官员甚至可能乌纱帽难保。 　　“治污先治官，治官先治人”，笔者认为，环保官员不该是随意抛却的治污祭品，要建立“大环保体制”，环境保护要由地方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统一指挥，承担该承担的责任，把环保指标完成情况与地方党政领导职位变动直接挂钩，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对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必须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不能出了问题，大事小事都由环保官员来“顶包受过”。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开动脑筋，多措并举，积极调整财政和人事制度，保证基层环保机构的人力物力及其与上级机构的协调能力，解决环保部门的“后顾之忧”。 　　严的规定，需要严的落实，这样规章制度才有生命力。环保法面前，任何企业都无特权，要严格执行新的环境保护法，不打一丝一毫的折扣，让法律产生威慑力。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对污染行为采取“零容忍”，下定刮骨疗伤的决心，重典治污，铁腕执法、铁面问责，强化执法手段和环境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不徇私情，让新环保法的“利牙”真正咬向违法企业，对后期治污整改更要跟踪问效，坚决杜绝污染厂家“死灰复燃”，依靠政府、企业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支持、参与，迎来碧水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