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保护和改善涪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按照“谁污染、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绵阳决定从7月1日起，在绵阳涪江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的9个县市区、园区实施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和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实施跨界断面水质超标扣缴，县市区每月扣缴基数为25万元，园区每月扣缴基数为10万元。 　　保护环境，形势紧迫，倒逼我们出谋划策、竭力而为。就在日前，省环保厅在众多媒体见证下召开约谈会，就达州通川区环境监管不力、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等事宜，约谈了区长，要求通川区8月15日前将相关问题整改到位。“约因”是该区21家企业未批先建，依照有关规定，区长公开为之“背书”。环保工作，就是要有这种敢于逗硬追责的体制机制。 　　不管我们愿不愿承认，当前鲠于公民喉咙上这根环境破坏的“大刺”，早已刺痛人心。前几年我国曾首度公布的绿色GDP核算报告显示，2004年，单就因环境污染就损失5118亿。如今10年过去，这笔数字恐怕更惊人了。一些在江河湖泊边上拔地而起的药厂、纸厂、化工厂，除了短期内让地方的GDP账簿上的数字急蹿几步外，不久便为“直排、偷排、偷工减料式治污”默默埋单。 　　在被污染的水系面前，治污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有的最终还是“白治”……就拿淮河治污来说，国家在2008年以前已先后投入近200亿治污费，却仿佛是向河里打了一个曲线不美的水漂儿。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末就专门为环保立法，明确以环保作为一票否决，强调经济建设工程须“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但因一些地方的执行不力，一条条原本碧水清波的江河被污染成“酱油河”；一片片原本沁人心脾的洁净天空，飘浮着不请自来的“远道尘客”。 　　那么，到底该如何遏制环境污染呢？绵阳的做法就颇具探索意义，因为其触及到了如何防污、治污的内核。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强调，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发挥制度的引导、规制、激励、约束等功能，规范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行为，让保护者受益、让损害者受罚。绵阳的治污行动，切合了“深改组”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 　　谁污染了，就该受到民意的诟病，就得出钱补偿；谁保护得好，谁就应被褒奖，就可以拿走不菲的利益，可以说“名利双收”。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得说过，“正义就是欠债还钱”。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谁在欠着“环境债”不还呢？很简单，就是一些为发展经济不顾一切的人。既然不能停下经济发展的脚步，那么，就该尽快找到该“债主”，这是应尽之责，也是题中之义。 　　进一步说，要遏制住那些因“利”而“污”的行为，我们应走出固化意识的羁绊，超度于行政断喝与法律惩治的直接层面。比如因势“利”导，搭建共赢的“利益平台”。在此平台上，舞蹈着的是一群知晓“不污染得大利、谁污染损尽利”之理的人士。让污染者不得不掐断自己污染的“利益赔本生意”。 　　无利不起早，无利甚至损利，相关部门以及环保投资商或治污户们，是不会主动从暖暖的“利益被窝”里起床来保护环境的。因而要想使环境保护市场化、常态化，就应顺应市场规律去思考，如何给“环保资本”不错的利润空间，如何让那个污染者切实感到去补偿损失会产生切肤之痛，如何让每一个保护环境的“义士”切实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奖励，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我们尽快从“嘴上”落实到行动上。 　　天下难事，必始于易。办法是有的，就怕不去借力让脑门“洞开”。以利攻利，如此治污之举，是做智士、用智慧、展智谋。不过，政策上“智为”，也需要防急功近利思维。用好“利益”杠杆，不能“急转弯”。需要用实际行动推进治污工作，引导一些企业较正产业规划上的偏向，最大限度地帮助其转型升级，走向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今人营造青山绿水，为后人留下一片蓝天。 　　当然，好制度必须强化执行力。如果制度悬空、未真正落地，那就徒具观赏性，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不真刀真枪地抓执行，再好的制度也会很快挥发掉“药效”，最后将好点子浪费。我们需要搞好制度的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坚持水环境生态补偿和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到底，不打折扣，使这一办法成为硬约束而非橡皮筋。